在文化部门工作期间，经常有人问我，“花儿”到底是“河州花儿”还是“河湟花儿”?

　　一些外地来的学者，特别是外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认识非常模糊。因为，这两种提法交替出现，揽来揽去，搞得很混乱。

　　“花儿”从大的类型上来说，分为“河州花儿”和“洮岷花儿”两类。

　　“洮岷花儿”只流行于甘肃省内的洮河流域和岷江流域，即现在的临潭(古称洮州)、临洮、康乐、岷县(古称岷州)、渭源、宕昌一带的藏汉群众中。这种花儿只有三四个曲令，从句式、音调和唱法来说，完全不同于“河州花儿”，比较独立，称谓也清楚。

　　而“河州花儿”流行于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、陕西等5个省区，传唱于汉、回、羌、藏、土、撒拉、东乡、保安、裕固、蒙古等10个民族中，流行地域广大，传唱人数众多，曲令有三四百个，对其文化形态的认识和称谓的见解较为复杂。

　　关于花儿是“河州花儿”，还是“河湟花儿”的问题，指的是“河州花儿”。我自己经常从“河州花儿”的源流、称谓和分类三个方面给予解释，反复说明“河州花儿”之名是其固有的，是反映“花儿”本质特征的一个名称，应该维护坚持;而“河湟花儿”这个名称，虽然新鲜，但很陌生，并且不能够体现“花儿”的历史文化意义，以此作“河州花儿”的替代名称很不妥当。

　　—、“河州花儿”的源流

　　“河州花儿”的源，是其发源之地;“河州花儿”的流是其流传之处。

　　过去人们常说，到了西安翼唱乱弹(指秦腔)，到了河州翼唱“少年”(指“河州花儿”)。这是民间自古以来对“河州花儿”根源的认识。明代建文年间，被谪放河州的大学士解缙《寓河州》诗∶

　　春风一夜冰桥折，

　　霹雳声如百面雷，

　　亦有渔人捕鱼者，

　　短歌微送月明回。

　　其中的“短歌”即指“河州花儿”。

　　明代天顺年间的兵部尚书、河州人王竑《柳岸薰风》诗：

　　堤边杨柳郁如林，

　　日日南风送好音。

　　长养屡消三伏署，

　　吟歌曾入五弦琴。

　　树头散却清晨雾，

　　溪畔摇开白昼阴。

　　野老约来同憩此，

　　任他炎热不能侵。

　　其中，诗人听到的“好音”，也指“河州花儿”。

　　明代成化年间曾任河州儒学教授的高弘《古都行吟》诗∶

　　青柳垂丝夹野塘，

　　农妇村女锄田忙。

　　轻鞭一挥芳径去，

　　漫闻花儿断续长。

　　其中提到的“花儿”，亦指“河州花儿”。

　　这是古代人对“河州花儿”根源的认识和记载。

　　近现代人的研究文章记载的“花儿”名也是“河州花儿”。第一次在报刊上介绍“花儿”的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于 1925 年发表在《北大歌谣》上的《甘肃话(花儿)》一文介绍的花儿是“河州花儿”。

　　“花儿”研究的先驱者牙含章于1936年发表于《甘肃民国日报》上的文章《“花儿”再序》中，指出流行于河州地区的“花儿”为“河州花儿”。

　　“花儿”研究的开拓者张亚雄在 1940年编著并出版的《花儿集》中指出用“倒装句”的河州话唱的花儿是“河州花儿”。

　　产生“河州花儿”的古河州，这个大河之州，唯一以黄河命名的地方，不等于现在临夏回族自治州，而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。公元 345 年，前凉政权分凉州置河州时，其辖境大致相当于现在甘肃境内的黄河大营川以西，乌鞘岭以南，西倾山以北，及青海民和县以东的地区。包括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南部。这个地区，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，是山峦和谷地的相间区域，是牧业和农业的交错之处。古河州在秦汉之前，为氐羌民族的故乡。秦汉以后成为秦汉王朝抵御匈奴的前沿地区。中央政权为了防边拓边的需要，大量汉人被征迁于其中。南北朝时期，原居辽东一带的鲜卑族大量内徙，他们在这里建立过西秦政权、吐谷浑政权。唐代中后期至宋代，吐蕃王朝及其后裔在这里维持了五六百年的统治。元代以后，回族、撒拉族、东乡族、保安族陆续进入此地，这个地区成为中国最早形成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多民族杂居区，汉族文化、羌族文化、匈奴文化、鲜卑族文化、吐蕃文化、藏族文化、土族文化、蒙古文化、回族文化、撒拉族文化、东乡族文化、保安族文化等，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，形成并发展了这种具有多民族文化色彩的，内容、曲调都极其丰富的，具有独特的高原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民歌——“河州花儿”。

　　河州人走到那里，就把“花儿”带到那里。“河州花儿”以极其优美、婉转、苍凉，并略带忧伤的乐音沿着河流、山路、古道传向四方。

　　“河州花儿”传播的文化线路，一为水道、一为陆道。水道，主要为黄河，从青海贵德到宁夏青铜峡，“河州花儿”随着筏子客和其他出门人的脚步，伴着流水，贯穿了甘青宁大地。陆道主要有三条∶一条是丝绸之路，向西延伸，随着迁者的口耳传播，直抵新疆，甚至越过天山，进入吉尔吉斯。一条是唐蕃古道，主要是随着脚户的步伐，一路前行，直抵西藏，另一条是茶马古道，也主要是脚户，他们下四川，走云南，带贵州，花儿声声，飘扬于云贵高原。

　　二、河州花儿的称谓

　　“河州花儿”的称谓，有一个文化的变化过程。

　　旧时代，因为它是情歌，只能在野外唱，山间唱，路上唱，所以被称作“大山歌”、“野曲”。但它的更原始的名称是“阿哥的肉”，来自“花儿”的衬句。“阿哥的肉”是男人指所爱的女人。为求文雅，人们便以比喻女人的美词“花儿”作了这种山歌的名称。张亚雄对此有一个经典说法;“花儿”多言情，以“花儿”比所爱的女人，遂以花儿名歌曲。由于这种山歌产生于古河州，所唱的曲调称作“河州令”，人们便习惯地称作“河州花儿”，并且一直沿袭下来，流传至今。

　　上世纪 80 年代初，有学者提出一个新的“花儿”名称“河湟花儿”，建议用这个新名称替代“河州花儿”的传统名称。这个意见提出伊始，即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反对。这些同志认为;

　　(一)“河州花儿”的名称由来已久，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，它既肯定了花儿产生的地区和渊源，又真实地反映了花儿的发展历史，影响深远。

　　(二)民歌的名称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传唱中，按自己的意愿共同创造的，是属于劳动人民的，是他们的习惯性叫法，他们喜欢怎样叫，就该怎样叫，不应随意去篡改，否则，就违背民意。

　　(三)混淆了源与流的关系，抹杀了花儿形成发展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，还是不改为好。虽然有这些不同意见，但由于这个名称是专家教授提出来的，“权威效应”发挥作用，在社会上产生了重要影响。特别是一些国家级期刊和图书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文学卷和音乐卷，在介绍花儿词条中采用了“河湟花儿”的名称之后，国内外的一些报刊杂志在介绍“河州花儿”的时候，开始采用“河湟花儿”之名。

　　这样，赞成花儿改名的人采用“河湟花儿”这个新名称∶反对改名的人仍使用“河州花儿”的传统之名。由此，在新闻媒体、大学课堂和有关民歌著作中表现出“花儿”称谓的混乱局面。

　　只要我们认真、深入了解和分析“花儿”形成的自然地理环境、历史文化传统和漫长的流传实际，就容易得出这样一个客观结论∶“河州花儿”这个传统的，固有的称谓，不可以被“河湟花儿”杜撰的名称所替代。

　　一种事物的概念是由其本质属性决定的，其称谓既要反映出它的表象，又反映出它的实质。

　　“河州花儿”的历史称谓，具有它特定的文化含义。

　　首先，它代表着这种民歌形成的地理、人文、语言环境特征。“河州花儿”长期流行于黄河上游的洮水、漓水(大夏河)、夏水(广通河)、湟水、浩门水(大通河)流域的广大地区。秦汉以来，土著民族与迁徙民族在这里相间而居，各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、融合，形成了这种具有高原风格的民歌，有着深厚的多民族文化特征。

　　其次，它代表着这种民歌的文学特征。“河州花儿”与其他任何民歌的最大区别和显著特点是一三句单字结尾、二四句双字结尾的特殊句式，这是这朵奇葩的“奇”之所在。形成这种独特句式的根本原因是由演唱花儿的宾语在前、主谓语在后的特殊倒装语序的河州话决定的。

　　再次，河州话特殊的逗顿节奏、皱折起伏的音韵调和镶嵌其中的“们、哈、了、吧”等语助虚词，作“河州花儿”的衬词、衬句，形成“河州花儿”特有的音乐特征。

　　再再次，“河州花儿”的众多曲令是由《河州令》的基础曲调繁衍发展而来的，这也是称之为“河州花儿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最后，“河州花儿”是历史上的固有名称，已经成为这种山歌的文化标志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，这是坚守该名称的要义所在。

　　“河湟花儿”之名，并不具备“河州花儿”之名那样的文化标志性意义。

　　第一，“河湟”是一个边缘化的名称，是一个约指的地理概念，大致为湟中、西宁一带。汉宣帝神爵元年(公元前 61年)，汉大将军赵充国平定羌人叛乱，实行罢兵屯田的“河湟漕谷”，其范围在临羌(今青海湟中通海乡)至湟峡(今西宁以东的大峡、小峡)一带。唐代“河湟地”泛指吐蕃占领区，包括甘肃河西一带至青海西海(今青海湖)以南广大地区。唐代边塞诗中的“河湟”即指吐蕃辖地。清代“河湟”则指西宁。清代学者龚景瀚编《循化志》引《文献通考》文曰∶“河湟入东壁三度，按河水之北，湟水之南，谓之河湟地。今西宁所属是也。循化，河州俱在河南，非河湟也。”显然，从地理概念上，'河湟花儿'之名确不能代表花儿之实。

　　第二，湟水流域系为黄河上游五个支流流域的其中之一，以“河湟花儿”之名替代“河州花儿”之名，以小盖大，有失偏颇。

　　第三，花儿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和文学音乐格律来说，“河湟花儿”之名无法代替“河州花儿”之名。

　　第四，“花儿”从音乐上来说，是诸《河州令》的繁衍和发展，世上无所谓“河湟令”，故“河湟花儿”之名显系无本之木，无源之水。

　　第五，“河州花儿”之名沿袭已久，“河湟花儿”之名起于上世纪 80年代，新不掩旧。鉴此，“河湟花儿”无法也不可能代替“河州花儿”传统称谓。“河湟花儿”之名不是不可用，但它仅指西宁一带的“河州花儿”(西宁地区的花儿句式用“河州花儿”，其曲调有所不同)。

　　一种民歌的称谓，如同一个人的名字一样，它是一个人区别于另外一个人的特定符号。新生儿出生以后，得有一个自己的新名字;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，不但已有自己的名字，而且用了七八十年，现在有人又给他起一个新的名字，自己不习惯，别人也不习惯。“河湟花儿”之名就是给“河州花儿”这个古老民歌所起的新名字，不但别扭，也无道理。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，“河州花儿”同“河湟花儿”是不是两种民歌呀?我回答是同一种民歌，他便说，既然是一种民歌，为什么要用两个名称。“花儿”的名字现在过于泛滥，这非常不利于“河州花儿”原生态的保护、传承和发展。一个人叫十个名字，或十个人叫一个名字，这个人就可能找不到了。现在“河州花儿”的情况亦是如此。“河州花儿”现在被冠以各种名称，有以地方称呼的，也有族名称呼的，有许多名称，而一些不是“河州花儿”的小调和其他民歌，也称之为“河州花儿”。我担心“河州花儿”这个大西北之魂，祖国百花园中的奇葩，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可能会消失在泛滥的称谓之中。

　　三、河州花儿的分类

　　历史上，“河州花儿”根据流行地域，分作南乡派(包括今和政、康乐、广河、临洮)、东乡派(今东乡族自治县)、北乡派(今永靖、民和)、西乡派(临夏、积石山、俗称小西乡;循化、化隆、同仁、贵德、大通等，俗称大西乡。)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未，甘青宁分省后，才开始出现甘肃花儿、青海花儿、宁夏花儿的提法。解放后，又出现了回族花儿、汉族花儿，撒拉族花儿、保安族花儿、东乡族花儿、土族花儿、裕固族花儿、藏族花儿的提法。

　　上述所谓“什么什么花儿”，好像花儿有很多的种类，但实际上就是一种，即一三句单字结尾，二四句双字结尾的“河州花儿”这一类型。以地方命名的“××花儿'”，即是某某地方流行的“河州花儿';以民族命名的“××花儿”，即是某某民族中流行的“河州花儿”而已。难以体现“河州花儿”在不同地方、不同民族的演唱中产生的特点。只有具体的“河州花儿”曲令才能本质反映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演唱“河州花儿”发生的新变化。音乐无国界，更无省界和县界。“河州花儿”是歌唱的艺术，它不是以地方或民族的物化形式向外输送，而是以音乐，或者说以曲令的形式向外传播。根据“河州花儿”流行和传播的这一特点，“河州花儿”应该有新的分类方法。我认为以不同的曲令名称来区别其不同的类型，是比较好的分类方法。

　　“河州花儿”往往十唱九不同，它在不同地区，不同民族的学习、传唱过程中，往往以不同地方方言和民族方言的虚词作花儿的衬词、衬句，在“河州花儿”基本格式不变的情况下，表现出不同的特色和风格，甚至形成新的“河州花儿”曲令。“河州花儿”中的地名令，如南乡令、北乡令、西乡令、拉卜楞令、平凉令、会宁令、马营令、西宁令、东峡令、吴屯令、同心令、焉耆令;民族令如东乡令、保安令、撒拉令、土族令、裕固令，基本上是河州令的变体。

　　这些曲令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演唱“河州花儿”的不同风格和特点，即在曲令之名上冠以地名和族名即可清楚识别。

　　实际上，中国民歌大典《中国民歌集成》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、陕西各卷，以及陈元龙策划、王沛主编的《中国花儿曲令全集》，马少青主编、郭正清编著的《河州花儿》等著作，对编入的“河州花儿”都以地名令、族名令、花名令、人名令、衬名令、曲名令、职名令相分类。实践证明，这是一种科学的分类的方法。